宋、遼、夏、金時期，我國的人民幣收藏經濟有了較高發展，這是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積累的社會財富。 

      　　在宋朝，廣大農民群眾開墾大量農田，在山地、江畔、海邊新創了圩田、山田、沙田。各地農民交流了培育水稻、麥、茶、蔗等農作物的經驗，產量明顯提高。水利工程的興修，使數萬頃貧地變為肥田，引水灌田和修固海防，既克服了缺水困難，保證長年灌溉，又擋住了風潮襲擊，保障了農業的生產。宋朝手工業也很興盛，造紙業和印刷業已迅速發展，火藥被大量用來制造武器，紡織、火器、制瓷、制鹽、礦冶等業無論是在原料的采集、生產工藝還是產品種類、數量上，都有明顯的進步。手工業作坊和家庭手工業，也有很大發展，著名的徐州私營利國監共有36冶，每冶各百余人；東京的城鄉個體手工業有所謂“百姓繡戶”，朝廷裁造院繡造不及的物色，交繡戶繡造，付給工錢。宋朝統一天下后，消除了割據的障礙，為商業交通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東京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有真珠、匹帛、香藥、金銀、彩帛交易之所，“每一交易，動即千萬”；晚間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開張，市場非常熱鬧繁華；除商店鋪席外，還有定期集市貿易。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米，沿海各地的水產，遼夏的牛羊，洛陽、成都的酒，江、淮、蜀、閩的名茶，南方的絲織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和成都的紙，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書籍，兩浙的漆器，贛州的陶瓷器，各地的藥材、珠玉、金銀器皿等，日本的扇子，大食的香料、珍珠，應有盡有。當時，人民生活必需品鹽、茶、酒實行官賣制度。官府向商行辦賒賣、便錢務、邸店、質庫。到了南宋時期，農田的開墾，水利的興修，稻麥的培育，棉花的種植，又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兵器制造，造船業，制瓷業，紡織業，印刷造紙和礦冶，也有新的發展；城市集鎮、商行、海外貿易的發展也很迅速。遼國的經濟在漢族人的影響下也發展比較快。當時遼國農業以稻、麥為主，而遼國種植的西瓜是當時宋朝所沒有的，后來從遼傳入了中原，說明我國各族人民之間的經濟交流。“萬頃青青麥浪平”，“沖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生動地描述了遼朝農業豐收的繁榮景象。在遼國的手工業中，冶鐵占有重要地位。在遼河邊還有金礦開采、冶煉。現今出土的大批遼代鎏金和銀制手工業品，有鎏金馬具和車、飲食用具、各種首飾和佛教器物，既繼承了漢族的傳統手工技藝，又融合了契丹族的特有風格。遼國的紡織和制瓷業也有發展。遼國的五京是商業交通中心，設有南、北市，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宋、遼兩國盡管有戰爭，但貿易往來仍十分密切。在我國西北的西夏黨項族，原來以畜牧狩獵為主要生產，隨著同內地漢族聯系的加強，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很快得到了發展。畜牧業是西夏的主要生產，以馬、駝、牛、羊為主，隨著少數民族和漢人的相處融合，西夏黨項人也逐漸熟悉農耕技術，轉牧為農，使西夏“耕稼為事，略與漢同”。西夏人使用的農具有犁、鏵、鐮、車、碾等，種植有稻、大麥、蕎麥、粟、豌豆、黑豆、蓽豆、青麻子等作物。西夏的手工業以畜產品加工為主，如鞣皮、紡毛線、毛褐、氈、毯等，也有了泥匠、石匠、木匠等手工藝人。西夏的鹽池盛產青白鹽。西夏的商業貿易在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黨項族住在銀夏之北，千里不毛，貿易百貨，主要用池鹽和宋朝交換。從宋朝買進的有繒、帛、羅、香茶、瓷器、漆器、姜、桂、糧食、茶葉等；賣給宋朝的有馬、牛、羊、玉、氈、毯、甘草、蜜、蠟、羚角、柴胡、紅花等。夏宋商民的大宗貿易，在官方設立的場所進行，但私市交易也是有的。北方金國的經濟在向封建制度的過渡中，社會生產和經濟得到了發展。由于畜牧業的發展，馬匹增加到47萬匹，牛13萬頭，羊87萬只，駱駝4千頭，牧地9.8萬頃。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土地已墾為耕地。農業生產工具相當齊全，鐵犁鏵分大小兩種，鐵鐮有直刃細柄、曲刃褲柄和曲刃拔鐮式三種，此外，還有鋤、鍬、魚形鍘草刀、雙股垛*。由于奴婢的解放，手工業得到了較快發展，紡織、礦冶、制瓷、造紙印刷、火器制造、造船都有很大發展。由于畜牧、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使商業日益繁榮。遼、金、西夏等國雖然同宋朝時有沖突，但是在各個領域也深受中原文化經濟的影響，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也日漸加深。 

 

      　　兩宋時期貨幣的流通情況的特點： 

      　　一是紙幣的出現，在世界貨幣發展史上，中國是最早在市場上流通使用紙幣的國家。但是，我國古代從何時起在市場上流通使用紙幣，說法不一。有人說，周朝的“質劑”是券書，就已經是紙幣了；也有人說，漢武帝時期制作使用的白鹿皮幣，就是最早的紙幣。其實最早產生的紙幣，是北宋時期的“會子”。宋朝發行的紙幣，有“會子”、“關子”、“交子”，金國還有“交鈔”紙幣。 

 

      　　北宋時期的紙幣—“交子”、“小鈔”等 

      　　我國北宋時期的“交子”，可能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北宋初年，在四川地區只準流通鐵鑄錢，而鐵錢的重量比銅錢更重。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趙安易去蜀地，見“市羅一匹，為錢二萬”，按照當時市場上流通的鐵錢重量計算，這二萬文鐵錢大約重120斤。可以想象，在當時市場上商品交換中使用鐵錢是多么困難。人們感到流通中的鐵錢價值不大，可是背在身上很重，在商業交往中非常不便，據說當時“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不但當時商人感到不便，就是官員和居民也都感覺不便，這就促使人們想用一種重量較輕、攜帶方便的貨幣來代替當時的鐵錢、銅錢。《續資治通鑒》說：“(宋)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北宋真宗年間。在四川成都地方，有16家富商共同發起，共同印制發行了一種“交子”，并開設了“交子鋪”。當時，在發行的“交子”上印有木屋、人物圖案，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難以偽造。但紙幣“交子”發行后就出現了問題，《續資治通鑒》說：起初，發行“交子”，由“富民十六戶主之”：當時的“交子”鋪就類似今天的銀行一樣，它專門為商人保存現鈔，并從中收取一定的保管費，“交子”也好像今天銀行的支票一樣，人們拿著“交子”，既可以到“交子鋪”去兌換現鈔，也可以拿著現鈔，到“交子鋪”左兌換“交子”：但是到后來，主持“交子鋪”的富商，把“交子鋪”的現鈔有的挪用，有的吞沒，人們手拿著的“交子”，卻不能兌換成現鈔，這樣便引起了糾紛。到了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張詠在益州當劃州，看到當時市場交換中用“交子”“*弊日出，獄訟滋多”，于是決定進行整頓，由“富民十六戶”互相“連保”發行“交子”，“交子”的面值，按收入現錢的貫數臨時填寫；“交子”兌現時，扣下20文作為利錢收入。但“交子”戶須向官府承擔一定的義務和交納一定的物稅。盡管這樣，“交子”戶還是發了大財，“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寶貨”。當時“交子”發行沒有固定的時間，沒有固定的定額，發行了不少“交子”空券，這樣一來，便造成“交子”膨脹貶值。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公元1008～1022年），由于“交子”發行中出現問題，在老百姓中間經常出現“聚眾爭鬧”。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請求政府把“交子”鋪收歸官營，并設置了“交子務”。但當時的官員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極力主張廢止“交子”流通，并決定把“交子鋪”封閉了。“交子鋪”封閉之后，市場上買賣交易頓減，“貿易非便”：。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時（公元1023年），官府最終設置了“益州交子務”。從這時起，“交子”便成了法定貨幣，在市場上與鐵錢同時流通使用。北宋時期發行的這種“交子”，一直延續使用到南宋。 

 

      　　紙幣“小鈔”發行、流通時間只有三年。據史籍記載，北宋徽宗崇寧五年（公元1107年），朝廷發行一種紙幣，名曰“小鈔”。朝廷用這種“小鈔”來收兌“當十”的銅錢，當時這種“小鈔”的面值是“一貫”。這種“小鈔”在市場上流通的時間不長，到了北宋徽宗大觀三年（公元1110年），朝廷命令“小鈔”全部作廢，前后時間只有三年。盡管這種“小鈔”在當時市場上流通時間較短，但是從史書上看，“小鈔”流通使用的地區要比“交子”流通使用的地區廣泛得多，因為它是朝廷面向全國發行的紙幣，而不像“交子”只是四川地區發行的紙幣。 

 

      　　北宋、南宋時期的另一種紙幣—“關子” 

      　　古時候，官府相質的文書稱做“關”，是通知支付、給領的意思。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間是提取錢幣的一種憑證，當時可以把這種“關子”憑證。作為買賣轉讓：到了南宋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朝廷屯兵在婺州，水路不通，軍部運鈔不方便，便在婺州發行一種“關子”，這種“關子”和唐朝的“飛錢”一樣，是匯票性質，當時可憑“關子”到杭州、越州領現鈔。后來，人們把“關子”作糴本，這就變成了紙幣。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公元1158年），朝廷印給淮西、湖廣兩總領“關子”80萬緡，作三年行使；印給淮東總領“關子”40萬緡，作二年行使。公元1159年，南宋紹興二十年，“復出諸軍見錢關子300萬緡，聽商賈以錢銀請買”。由此可見，這種紙幣性質的“關子”，北宋、南宋時期，在市場上流通轉讓的時間很長，范圍也比較寬。 

 

      　　南宋時期發行的紙幣有“會子”、“川引”、“淮交”、“湖會”等 

      　　1．“會子”。南宋高宗趙構后期，京城臨安富商印制“便錢會子”在市場上流通。后來，這種“會子”改由官府發行。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公元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交子”的辦法，設“行在會子務”，正式由政府發行“會子”。“會子”分一貫、二貫、三貫三種，在東南各路市場上流通，所以又稱“東南會子”。后來，政府又增印發行二百、三百、五百文三種。 

 

      　　2、“川引”。南宋時期在今四川地區發行的“交子”，通稱為“川引”，分為一貫、五百文兩種。 

      　　3．淮交。通行于兩淮地區，所以稱作“淮交”。南宋孝宗時期，政府印制了二百、三百、五百、一貫4種“會子”，金額為400萬貫，允許在兩淮地區流通使用。南宋光宗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政府規定“淮交”每貫值鐵錢720文，期限為3年一界(期)。 

 

      　　4．湖會。通行于今湖北地區，所以稱作“湖會”。南宋孝宗時，政府發行“直便會子”700萬貫，允許在湖北地區流通使用，分為五百、一貫兩種。后來，政府又規定擴大流通范圍，允許在京西和廣南流通使用。 

 

      　　南宋政府發行紙幣“交子”，其目的現在看來好像并不是完全出于市場流通的實際需要，而是為了達到彌補政府財政赤字(虧空)的目的，因為當時的政府，并沒有在發行銅錢、鐵錢之外，又有發行大量紙幣的經濟基礎。據史書記載，南宋理宗時期政府財政赤字較大，國庫儲存“空竭”，政府為了擺脫財政困難，專門設置“撩紙局”，“撩紙局”就夜以繼日地加班加點，趕印、增印“交子”紙幣。 

 

      　　二是兩宋時期在貨幣流通上除了出現紙幣外，遼、夏、金初期，都是通用宋朝的銅錢。這就是說，宋朝鑄造的貨幣，在遼、夏、金的市場上，都可以流通使用，這也是當時貨幣流通的一大特點。 

 

      　　遼在有自己的自鑄幣之前都是用宋朝鑄造的貨幣。公元916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立遼國，但是歷史上形成的遼、宋經濟聯系，并沒有由于遼和宋的政權并立而斷絕。據史書記載，遼、宋并立之后，雙方貿易往來日益頻繁。經濟上的聯系和貨幣的通用，大體上通過三個途徑進行：一，宋、遼之間往來賞贈。每年年節，皇帝、皇后生日，總要互相祝賀，贈送財物、錢幣。二、宋、遼由官方設立并管理的榷場，都要固定地進行貿易，交換商品，交換貨幣；三、宋、遼邊境居民私人交易。當時宋、遼在榷場之外，有的商人越界去對方境內販運謀利，有的通事(翻譯)、使臣私相交易，有的通過各種走私貿易，凡此種種，都在不斷地進行貨幣交換。 

 

      　　夏在有自鑄幣之前的二十多年時間里，都是使用宋朝鑄造的貨幣。公元1032年，夏景宗元昊建立夏國，元昊的父親德明王，早在公元1007年就派使臣和宋朝商談恢復兩國的貿易，當時宋答應正式通市。這樣，宋朝鑄造的貨幣，大體上通過三種形式在夏國市場上流通使用：一是進貢和賞贈的形式。夏朝每年名義上向宋朝進貢馬、羊等，而每年都要以此換取宋朝的回賜，公元1006年，宋朝一次賞給夏朝德明王錢幣2萬貫，還有一些財物，夏國派到宋朝的使臣入境后，可以同宋朝的富商做生意，交換貨幣。二是在宋、夏官方設立榷場貿易的形式。宋朝于公元1007年在保安軍置榷場。三是私市的形式。有時宋朝與夏國關系惡化時，宋朝就下令禁絕一切貿易和商品貨幣的交換，但，當法禁稍一松弛，夏宋的邊境居民，就私下進行貿易，時間一長，就連宋朝的邊防軍官也同夏人做貿易，無法斷絕，所以兩國的貨幣交換總是連綿不斷。 

 

      　　金在有自鑄錢幣之前，都是通用宋朝鑄造的貨幣。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金建國后攻破遼國，繼續南侵，滅北宋，侵掠南宋。直到金太宗和金熙宗的時候，金朝都沒有鑄造自己的貨幣，在廣大的市場上完全流通使用著宋朝鑄造的貨幣。這里面有三種情況：一、原來遼統治下的東北部區域，自上京路、遼東路、咸平路，東到大海，北到北方邊地，是金朝建國前后占領的地區，這里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也還有原在遼統治下的大批契丹等族，他們在社會經濟交往中，遼發行的貨幣已經不能再流通使用，只有宋朝鑄造的貨幣可以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二、自遼上京臨潢府以南，直到河北、山西燕云十六州地區，這些地區的居民主要是漢族，長期以來這里就一直流通使用宋朝鑄造的貨幣，由于當時金還沒有來得及鑄造自己的貨幣，當然只好沿襲流通使用宋朝鑄造的貨幣；三、北宋統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陜西的漢族地區，原來就一直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流通使用宋朝鑄造的貨幣，當時金既沒有自己鑄造的貨幣，又沒有不允許流通使用宋朝鑄造的貨幣，這樣就在廣大的市場上繼續流通使用宋朝鑄造的貨幣。 

 

      　　三是在宋代，圍繞著貨幣大做文章，官僚、地主為了增加剝削收入，政府為了從百姓手中得到更多的收入，解決財政赤字，便在發放高利貸上搞了許多五花八門的形式。像初期的高利貸、茶葉預貸、賒買、南宋的官錢和地租高利貸等，政府想盡辦法盤剝老百姓。 

 

      　　北宋初年流行的高利貸。宋太祖建國后，實行官田、官員占田、地主莊田制，官僚、地主占有土地，便以租佃方式剝削佃農。伴隨著租佃關系的發展，官僚、地主通過發放高利貸來發家致富。當時的官僚、地主每年借給農民的糧食、錢幣，都要收取兩倍到三倍的利息，有的要農民的子女去做“傭質”（當抵押）。農民冬春從官僚地主那里借來糧食、錢幣，用收割的夏麥償還；夏麥還了本息債務，春秋再向官僚、地主借糧、借錢幣，再用冬天收割的糧食償還；農民還不起債，交不起租，官僚、地主再把欠債、欠租作為借貸加息，這樣，農民年年要借錢，債息永遠還不清，農民世世代代無法掙脫剝削。此外還有茶葉預貸。北宋太宗時期，對人民生活必需品鹽、茶、礬、酒，實行官賣，又稱專賣。政府向茶園戶收購茶葉，規定一個定額。政府每年向茶農收購茶葉的錢，在茶葉沒有出境之前，預先借給茶園戶，這叫做“本錢”，然后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到了產茶季節，政府收購茶農茶葉時，再從收購的茶葉中，把預借給茶農的“本錢”和利息全部抵扣完。這實際上是政府通過向茶農“預貸”的手段，來剝削茶農，增加政府的收入，如此等等。 

 

      　　南宋初年，每當農村里的自耕農因破產而投*地主時，地主就想方設法，“邀其假立文約，領錢”，官府和地主勾結，利用借債來束縛佃農，在官府、地主“倍稱之息”的剝削下，農民債務春借秋還，秋借春還，本加息，息加息，日積月累，天久日長，永遠也還不清欠賬，到時官府、地主就把農民的房屋、農具、耕牛、種子、口糧用來抵債，有時甚至強迫農民的妻女作奴婢。南宋的官稅錢也比較多，和北宋比較，又新增三種：一是經總制錢。南宋政府規定，凡買賣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間錢物交易，交易額每千文政府收30文，后又增加到56文：據史書記載，當時“經總制錢”全國每年計劃收入2000萬貫，實際可收到1000萬貫到3000萬貫。二是月樁錢。南宋初年，政府命令各地州縣按月按計劃交納月樁錢。南宋寧宗時，每年可收到390萬貫。當時月樁錢名目特多，有面引錢、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賬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罰錢、即勝喜歡錢，等等。三是版賬錢。南宋初年，每年可收到10~20萬貫，這完全是一種“率皆無名，鑿空取辦”的苛捐雜稅。 

 

      　　在南宋末年，是中國各族人民生活最困苦的年代，苛捐雜稅、紙幣貶值、錢銀外流等等，加上從公元1194年黃河三次大決堤，到公元1234年金國滅亡，這是第一個四十年中國各族人民大遭難時期；緊接著從公元1234年南宋政權腐敗，到公元1279年南宋滅亡，這是第二個四十年中國各族人民大遭難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南宋及金國政權貨幣制度的最后崩潰，也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