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發行的五套人民幣中（含正在流通的四、五版人民幣），第三套人民幣無論是設計風格還是印刷質量都堪稱完美。在《國際錢幣制造者》一書中，奧地利國家銀行行長W.克拉尼斯特與來自美、英、西德、瑞典、西班牙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專家們一道，在全世界范圍內篩選紙幣精品，亞洲區入選的只有第三套人民幣。第三套人民幣中的煉鋼工人五元券，更是在世界錢幣博覽會上撥得頭籌，榮獲了國際金獎。
仔細觀看第三套人民幣票面人物我們會發現，他們是那個時代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典型代表，畫面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魅力，而且具有十分鮮明的文物特征。比如，大團結十元券上票面人物是人物群像，反映的是人民代表走出大會堂的情景，工人的前進帽，農民頭上裹著的毛巾，特別是解放軍代表腰系皮帶的裝束，在當下社會中已經無法看到。此外，煉鋼工人手握鋼釬的形象，車床工人在機床前作業的形象，以及女拖拉機手開著第一臺國產拖拉機在田野里耕作的形象，都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現在，這些生產場景和人物形象已經走進歷史，成為遙遠的追憶。
二元券和五元券，他們手中的勞動工具已經成為歷史。二元車工使用的是國產C6120車床，現在這種車床已經成為歷史。煉鋼工人手持的鋼釬，在冶金行業更是消失的無影無蹤。這些帶有歷史印記的紙幣，我們在后來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幣中根本看不到。也正因此，三版幣在收藏上的地位是第四第五版人民幣無法相比的，無論是從存世量上看，還是從審美角度出來，亦或是挖掘其文物價值，第三套人民幣都遠遠超越第四、五套人民幣。單純從美學角度來看，它也遠遠超越第一、二套人民幣的藝術價值。
一元券，鄧小平說：這個女孩子應該畫得再漂亮一點兒。一元女拖拉機手原型是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6月27日《人民日報》刊出的“時代領跑者：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的勞動模范”候選名中，身體仍然健康的梁軍老人名列一百二十人之中。由于梁軍女拖拉機手形象代表的是農業，因此原設計稿畫得比較撲實，但不夠美。因此審稿時鄧小平提出：這個女孩應該畫得再漂亮一點兒。根據這個建議，畫家侯一民對畫稿做了改動，成了今天我們在一元錢上看到的颯爽英姿的新中國第一女拖拉機手的樣子。
吳彭越是我國最杰出的鋼版雕刻大師，他一生雕刻的郵票鋼版和人民幣鋼版極多，大家所熟知的榮獲錢幣博覽會金獎的“五元券煉鋼工人”就出自吳老之手。但吳彭越自己認為，他最滿意的作品是一元人民幣上的女拖拉機手。
鞠文俊是我國另一位鋼版雕刻大師，擅長風景刻畫，筆法細膩靈動。鞠文俊雕刻佳作無數，但最為人們稱道的是一元券背面的“天山放牧圖”。
兩位大師在一元券上實現了完美結合，這不能不說是極具傳奇色彩的藝術巧合，可遇不可求。
一元人民幣（二羅、三羅）價位目前仍然比較低。這一方面說明，一元券量少引不起炒家的關注，另一方便也說明它今后的升值能力會非常大。
五角券，周恩來說：應該有一個代表輕工業的。人民幣設計到國務院送審時，五角券之所以沒有通過，是因為周恩來總理的一句話：應該有一個代表輕工業的。直到十幾年后的1972年，五角券紡織女工才通過審批，成為第三套人民幣的關門券。目前，五角平水最受幣商矚目，但在很久以前，哈爾濱金融專科學校某教授就通過其論文，揭示其存世量很小的原因。這里不說了，大家都知道。但我想說的是五角平水誕生的原因本身，仍然是當時的政治斗法、銀行系統同樣混亂的產物。
二角券，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二角券的武漢長江大橋，也具有極強的文物屬性。毛澤東主席浪漫的詩人氣質和雄才大略的偉人氣概，讓這座大橋早在建成之前就已經在全國人民的心里架起來——“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神女應無恙，當今世界殊”。
一角券，涉嫌具有“文字獄”傾向的人民幣。一角券票面反映的主題是“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由于種種原因，一角券改版最多。其中的“棗紅一角”因為畫面人物有向左走、向右走之分，這在政治上被認為“不妥”，故最先停止流通。而普通一角，文革期間也遭到審察，成為高層政治斗法的一個特例。人物中第一個人扛著“鏟”，第二人扛著“鋤”（與“除”諧音），后面還有一個扛著紅旗，紅旗的頭部類似于矛（與“毛”諧音），通過無限上綱，這版一角幣被污蔑成具有反對黨反對毛主席的暗示——“鏟除毛旗”。這種鬧劇在今天看來十分可笑，但在當時，一些人卻煞有介事地在中國人民銀行打出巨幅標語——“糾出伸向人民幣系統的黑手”。矛頭所指，當然是周恩來總理，因為三版幣從設計到討論定稿，周總理幾乎過問到了每個細節，是第三套人民幣理所當然的“總設計師”。
這套紙幣為1元、2元、5元、10元四種主幣和1角、2角、5角三種輔幣，共有7種面額，全套合計18．80元。其版別有9種(1角券有3種版別)。由于流通使用時間特別長，經人民銀行長期的回收與銷毀，其存世稀少。特別是流通使用時間不長、幣齡較短，人們稱之為第三套紙幣中的“幣王”——棗紅色1角券和墨綠色1角券這兩種紙幣更是難以覓尋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