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套人民幣從1955年就開始組織調查、制定方案，1959年1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第一次向國務院上報關于更換新版人民幣的請示，周恩來總理專門作出詳細認真的批示，遵照周總理的批示，經過美術專家和印制專業技術人員的密切合作、反復修改，設計出了新方案，于1959年6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再次上報設計修改稿。至此，除十元券和五角券外，其他五種面額的票券設計方案均被國務院批準并陸續投入印制。十元券因正背面圖案及水印內容沒有確定，其方案經重新修改，直至1965年6月18日才被國務院批準，故年號為年。五角券因1959年周總理審批設計稿時提出角券中是否用一個輕工業的意見，也沒有定稿，直至1972年7月24日再次上報設計稿樣，7月26日被國務院批準，因此，票面年份為“1972”年，成為第三套人民幣的關門券。

　　據考證，五角券的印制時間為1973年至1987年，其中1973年至1981年采用單面凹印技術，用紙為滿版國旗五角星水印鈔票紙，凹印是國際上通用的防偽措施之一，但制作方法非常復雜，印制成本相當高。由于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人民收入大幅提高，同時貨幣流通量增加，人民幣相應貶值，角券的防偽等級已可適當降低，為了降低印制成本，從1982年起角券均改為膠版印制，并且紙張也改為無水印鈔票紙。正常情況下，如果不考慮行長、副行長印章的不同及長號短號的區別，五角券應該只有兩種版別，即：五角凹版水印券及五角平版無水印券，而不應該出現五角平版水印券這個版別。筆者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也未發現中國人民銀行對五角平版水印券的發行公告，但該版別確實存在且已錄入中國紙幣目錄。為了解開這一疑團，筆者考察了印鈔廠的紙幣印制過程，也請教了哈爾濱金融學院院長、《人民幣集藏指南》一書的作者張新知教授和印鈔廠的一些老同志，認為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當時印鈔廠仍有一定數量的滿版國旗五角星水印鈔票紙沒有用完，為了不致浪費，改為膠版印制后，這批紙張仍繼續使用，就產生了相對數量極少五角平版水印券。這是第三套人民幣目前發現的唯一無意產生的券種。

　　筆者通過多年的市場考察，發現五角平版水印券最早的印制時間約為1981年11月，最晚的印制時間約為1982年2月，前后約4個月。同時，市場上發現的五角平版水印券理論上所涉及到的冠字組共7組，理論上每組有6個冠字號，冠字號共有42個（冠字組附后）；五角凹版水印券所涉及到的冠字組共31組，冠字號共有186個；五角膠版無水印券可能涉及到的冠字組共126組，冠字號共有756個；從理論最大印量來說，五角平版水印券與五角凹版水印券及五角膠版無水印券的比例為：1：4.23：18，由此可見，五角平版水印券是五角券中的珍品。另根據有關資料，一角背綠水印券的冠字號傾向于16個；一角背綠無水印券及一角棗紅券的冠字號傾向于各160個左右。相比之下，五角平版水印券的理論印制量僅多于一角背綠水印券。當然，一角棗紅1962年4月20日發行，1971年11月只收不付；一角背綠1966年1月1日發行，1967年12月只收不付；而五角平版水印大約是1981年11月印制，1991年3月只收不付。其發行和流通時間不盡相同，衰減函數不盡相同，存世量也會相差較大，但可以肯定五角平版水印由于印制量不大，且一直未引起收藏界的重視，導致大部分已消耗，存世量很少，這從目前市場上很難收集到該品種的情況可以得到驗證。<br />

　　因此，筆者認為五角平版水印券是第三套人民幣中僅次于一角背綠水印、一角棗紅、一角背綠無水印之后的又一珍品。目前第三套人民幣定位冊中，個別幣商由于難覓該券，以五角凹版水印券或五角平版無水印券充數。

　　附五角平版水印券冠字組：

　　I IV X ; I IV V ; I IV VI ; I IV VII ; I IV VIII

　　I IV IX ; I V X

　　補號：X IX VII